一代宗师 桃李天下 当前位置> 首页 > 北地印象

今年是长征胜利的80周年,1936年10月那场伟大的军事胜利几乎无人不晓。然而就在第二年,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一群由知识分子组成,计划从长沙出发步行3500里前往昆明的队伍也开始了一场教育史上鲜为人知的“长征”,这场“长征”的目的地正是西南联大。在这支艰苦跋涉、风餐露宿的“步行团”里,有一位风采卓然的教授,依然在饶有兴致地沿途指导学生观察地质地貌,采集岩矿化石标本,绘制路线地质图,使学生深受教益。这位与众不同的教授就是我校的袁复礼先生。
      袁复礼,字希渊,1893年岁末生于北京,书香门第的出身和良好的家学教育从这个文雅的名字便可见一斑。希渊先生一生跨越了中国近当代最为风云激荡的近百年历史,兴趣广泛、知识渊博、学贯中西,历经了清华、西南联大和北京地质学院三段执教生涯。传奇的人生际遇和不凡的个人禀赋,最终造就了这位同时享誉考古学界和地质学界的一代宗师。
      1921年,年仅28岁的袁复礼从美国求学归来,受聘为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技师。在工作支持非常有限的情况下,袁复礼的“职业生涯首秀”却出手不凡,当年便与瑞典学者安特生共同发现了仰韶文化遗址。“在中国人中他是参加史前考古发掘的第一人”,后来因成功发掘周口店遗址而名动中外的考古学家贾兰坡先生对前辈的景仰之情溢于言表。
      在此期间,袁复礼作为发起人之一,还积极促成了中国地质学会的成立,为中国地质事业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关于袁复礼早年的成就,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当属1927年5月到1932年5月与瑞典人合作的西北科学考察。那次考察在国内第一次发现了包括以袁复礼姓氏命名的“袁氏三台龙”“袁氏阔口龙”在内的一大批完整“龙骨”(爬行动物化石),轰动中外学术界,将中国古脊椎动物的研究水平迅速提升到了国际先进行列,并赢得了瑞典皇家科学院的“北极星奖章”。
      西南联大时期,面对社会动荡、举步维艰的局面,袁复礼教授依然满怀极大的热情投身到地质教育事业中,培养了一大批成为解放后国家建设栋梁的地质人才,从此桃李满天下。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作为筹备委员会成员之一,年近六旬的袁复礼教授来到了北京地质学院,开启了地大史册里一段难忘的佳话。他开设《地貌学和第四纪地质学》课程,编出了中国第一本《中国第四纪地质学》教材,首次提出了中国第四纪地质特点和分区,成为了我国地貌和第四纪地质学的创始人。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年逾花甲的袁复礼教授始终精神抖擞地活跃在地质教育的一线,他勤于治学、淡泊名利,于浮华中坚守自己的本心,于盛世中贡献自己的力量,袁复礼教授的一派宗师风范影响了无数地学后辈。在当时的北京地质学院,德高望重的袁复礼教授也是这支优秀教师队伍中辈分最高的,王鸿祯、张炳熹、池际尚、马杏垣、郝诒纯、杨起等院士都曾受教于他。
      1978年改革开放,85岁高龄的袁复礼先生依旧初心不改,孜孜不倦地指导培养研究生;并参加编译了《现代科学技术司典》《韦氏大辞典》,审校了《英汉常用地质词汇》《英汉地质词典》等外语工具书;还重新回忆整理发表了西北考察回忆录。
      1985年夏,已患直肠癌的袁复礼先生抱病亲临硕士生褚明记的毕业答辩会。那天论文答辩的评议员是马杏垣院士与何浩生老师,论文答辩顺利通过后,马杏垣院士兴奋地说:“今天我们可真是四世同堂呀!”奋斗终生的袁复礼先生在晚年为我们留下了这样一幅教育史上难得一见的奇景,却总是令人思之垂泪。
      袁复礼先生投身中国地质事业六十余载,为人、为学、为师都取得了绝伦逸群的成就,诚可谓一代宗师!在地质人的史册里,袁复礼永远是立在群山之巅的一面旗帜,挂在逝水之滨的一盏明灯,值得每一代地质人去仰望、去追寻。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